一、关于药证
———药证是中医临床用药的指征和证据，也称药物主治。如用麻黄的指征和证据即为麻黄证，桂枝的主治即为桂枝证。有是证，用是药，是中医几千年相传的医学准则。
———药证不是来自理论的推测，也不是来自动物试验的数据，而是中华民族几千年与疾病作斗争的经验结晶，更确切地说，是无数的先人用自己的身体尝试药物得出的结论。“神农尝百草”的传说，就是最好的佐证。
———药证是以人为背景的。如果说，西医是治“人的病”，那么，中医是治“病的人”，药证是以“病的人”为背景的。所以《伤寒杂病论》中有“其人”、“瘦人”、“中寒家”、“湿家”、“尊荣人”、“强人”、“羸人”、“冒家”、“失精家”等诸多提法。药证将病人的体质、症状和体征、精神心理状态及行为、生存质量作为其构成的部件，患者的胖与瘦、强与羸，面黄与面白，恶寒与恶热，发热与不发热，出汗与不出汗，能食与不能食，呕与不呕，下利与便秘，出血与不出血，心下满痛与心下痞，咳逆上气与短气，胸满与腹满，苦满与硬满，口渴与口不渴，小便利与小便不利，烦与不烦，眩与不眩，欲寐与不得卧，默默不欲与其人如狂，气上冲。
与短气，咽喉不利与咽痛，脉浮与脉沉，脉缓与脉促等等，均成为医生临床用药的着眼点。疗效判定的标准，也在于汗出与否，脉出与否，口渴与否，血止与否，能食与否，安卧与否等等基本生命指征。对证下药的目的，也就是解除病人的痛苦。这个苦，就是患者的整体主观感受。其中包括了肉体的痛苦，也包括了精神的痛苦和生活质量的下降。可以说，中医学将解除病人痛苦和提高生存质量作为取效的最终目标和最高境界。
———药证是客观的。它来自几千年的临床实践，具有实证性。它不是哲学的概念，也不是宗教式的感悟，而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张仲景说“观其脉证”，就是说脉证是客观的。药证可以证伪，可以通过实践进行验证其正确与否。临床上有是证必用是药，用是药必见是效。反之，有是证不用是药，用是药不见是证，则其结局必然是无效。其间容不得丝毫虚假与偏差。因此说药证是实证的、是客观的。客观即可证伪，证伪即可存真。
———药证是具体的，也是朴素的。其内容没有阴阳五行、元气命门，也没有肝阳、心火、脾虚、肾虚等看不见摸不着的抽象概念，而是老老实实从病人身上寻找用药根据。病人体型的高矮胖瘦，皮肤的黑白润枯，肌肉的坚紧松软以及口、眼、鼻、舌、唇、喉、脉、腹、血液、分泌物、排泄物等病态表现，才是构成药证的重要因素。药证是构成中医学各种概念的最基本最重要的要素。药证是八纲、六经、病因、脏腑、气血津液、卫气营血、三焦等各种辨证方式的最具体的表现形式。不熟悉药证，就无法理解中医学。
———药证是综合的。药证既不同于现代中医学所说的“证”，也不同于西医学所认识的“病”，药证是用药经验的概括与提炼。离开了具体的药物，就无从谈起药证是什么。因为有的药证，就是现代医学所说的某种病名，有的则是某种症候群，有的干脆是某个症状，而有的是某种体质状态。
———药证是稳定的。人类有文明以来，疾病谱已经发生了多次变化，一些疾病被控制了，另一些新的疾病又发生了。过去没有艾滋病，没有埃博拉病毒，没有O－157大肠菌，没有SARS，但现在出现了，可见疾病种类是不断变化的。但是，人的机体在疾病中的反应方式是几乎不变的，发热、咳嗽、昏迷、出血……机体在疾病过程中的症状和体征，古人和今人也没有多少区别。药证是由症状和体征构成的诊断单元，所反映的是“人”的病理反应状态，而不是“病”的病原体，所以，药证是稳定的，几千年来几乎是不变的，并不会随着疾病的变化而变化。不论在什么时代，是什么疾病，只要出现柴胡证、桂枝证，就可以用柴胡，就可以用桂枝，张仲景时代是这样，我们这个时代也如此。所以，药证是最经得起重复的。清代名医徐灵胎说：“方之治病有定，而病之变迁无定，知其一定之治，随其病之千变万化，而应用不爽”（《伤寒论类方》自序），就是这个道理。
———药证是严谨的。有是证，则用是药；无是证，则无是药。加药或减药，都以临床见证的变化而变化，绝不能想当然地随意加减。以桂枝汤为例，证见恶风、汗出、脉浮者用之。如汗出多，恶寒关节痛者，必加附子；如发汗后，身疼痛，脉沉迟者，又必加人参；如气从少腹上冲心者，则又要加桂二两；腹中痛者，则当加芍药；如无汗而小便不利者，则要去桂枝，加白术、茯苓。所加所减，皆有根有据。喻嘉言说的好：“有是病用是药，病千变，药亦千变”。但不管是千变还是万变，药证依然是应变的准绳。严谨性决定了药证必然是临床化裁经方的依据所在。
———药证是科学的。所谓科学，就是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反映客观事实和规律的知识。达尔文说：“科学就是整理事实，以便从中得出普遍的规律或结论”。所谓规律，就是客观事实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是事物发展过程中事实之间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是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反复出现的，是客观的。药证来源于大量临床的事实，历经了无数医家的实践检验，反映了药物与疾病之间的必然的联系，具有极强的可重复性，有极强的科学性，是中医学中极具魅力的东西。
———药与证本是一体的。一个萝卜一个坑，一味中药一个证，药证之间具有很强的特异性与针对性，如形影相伴时刻不离。严格地讲，每一味经典药都应该有与它相对应的运用指征。用此药必有此证，见此证必用此药，无此证必去此药。真正的药物必须具备两个特性，即严格的适应证和可以重复的疗效。药与证的相互对应即是药证相应，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对证下药”。———以药名证的方法，源于汉代名医张仲景。《伤寒论》中有“桂枝证”、“柴胡证”的提法，《金匮要略》中有“百合病”的名称，这就是药证。中医的初学者大多认为中医的用药是严格地按照理—法—方—药的程序进行的，但实际却恰恰相反，在许多有经验的临床医生的眼里，面对患者，他首先看到的可能是“某某药证”或“某某方证”，然后才上升为“某某治法”或“某某理论”。每味药物，均有其严格的适应证，每张方，也有其特定的药物组合，所以，药证的识别极为重要，它是制方遣药的基础。正如邹澍所说：“不知一病有一病之方，一方有一方之药，一药有一药之效，不能审药，何以定方？不能定方，何以治病？”（《本经疏证·序》）
———药证是构成方证的基础，方证是放大了的药证。两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所以，宋代名医朱肱将药证和方证合称，说：“所谓药证者，药方前有证也，如某方治某病是也”（《类证活人书》）。但是，单味药证与方证是有区别的。方证不是几味药证的简单叠加，而是一个复杂的组合，它们是新的整体，所以必须将方证看作是一味药证。
二、关于药证相应
———药证相应是中医取效的前提。要取得疗效，药证必须相应，药证本是一体的。《伤寒论》所谓“病皆与方相应者，乃服之”（317条），即用此药必有此证，见此证必用此药。中医的临床疗效往往取决于药证是否相应，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对证下药”。如把桂枝比作箭，桂枝证就是目标，目标对准了，命中率就高，同样，药证、方证相对了，疗效自然会出现。换句话说，药证相对了，这就是必效药、特效药；不对应，则是无效药。这是中医取效的关键。“古人一方对一证，若严冬之时，果有白虎汤证，安得不用石膏？盛夏之时，果有真武汤证，安得不用附子？若老人可下，岂得不用硝黄？壮人可温，岂得不用姜附？此乃合用者必需之，若是不合用者，强而用之，不问四时，皆能为害也”（《金镜内台方义》）。所谓的合用，就是相应。
———药证相应是天然药物的临床应用原则。天然药物的成分极其复杂，药物下咽究竟起到何种效应？要真正解明其中奥妙，恐怕相当困难。所以，若以实验室的动物试验数据，加上现代医学现阶段对人体生理病理的认识，去指导对人体的天然药物的传统使用（煎剂、丸剂、散剂的传统剂型），其可靠性是值得怀疑的。更何况，我们让患者服药的是饮片，是没有分离过的天然药物，几乎所有的药物成分均要下咽，所以，希望其中某种成分起作用只是良好的愿望，事实如何又是另一回事了。科学的态度应当是尊重前人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行之有效的经验和久经实践证明的事实，总结其中的规律。药证相应的临床床应用原则是不容忽视的。
———药证相应体现了中医学诊断与治疗的一体性原则。现代医学出现有诊断而无治疗的情况是不必见怪的，而中医虽然无法断定是哪种疾病，但依然可以识别药证，有药证就有治疗也是合情合理的。因为药证不是对某种疾病病原体的，而是对疾病中的人体。所以，与其说药证是药物的临床应用指征，倒不如说是人体在疾病状态中的断面和病理反应在体表的投影。应用科学的方法研究药证，必然揭示现代医学尚未发现的人体病理变化的新规律。
———药证识别是检验一个中医临床医生实际工作能力的标志。前人常以“丝丝入扣”、“辨证精细”等词来形容名医的用药功夫，但由于药证识别的准确率常与人们的临床经验、思想方法、即时精神状态等有关，故绝对的药证相应仅是一种理想状态。药证相应是中医临床工作者始终追求的目标。
三、关于张仲景药证———严格地讲，所有被称为“中药”的药物都应该有其药证，但事实不是如此。中医学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仅仅发现了一部分天然药物的药证，这些已经发现的、并在临床上起着重要指导作用的药证，主要集中在《伤寒论》、《金匮要略》中，我们称之为张仲景药证。
———张仲景的药证是中医的经典药证。《伤寒论》、《金匮要略》非一人一时之作，既有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在前，又有王叔和、“江南诸师”补充在后，故仲景药证也非仲景一人之经验，而是总结了汉代以前的用药经验，而且经过后世数千年无数医家的临床验证被证实并发展，其临床指导意义是不言自明的。所以，成无己说“仲景之方，最为众方之祖”；张元素说“仲景药为万世法”。王好古说“执中汤液，万世不易之法，当以仲景为祖”；徐灵胎说的更为明白：“古圣治病之法，其可考者，唯此两书”。可以这么说，张仲景药证是构成后世临床医学的基础，离开了它，中医学将变成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用中药治病，若不明仲景药证，无疑是掩目而捕燕雀，乱摸而已。许多青年中医使用中药疗效不明显，大部分与对张仲景药证不熟悉有关。———《伤寒论》、《金匮要略》的用药十分严格，有是证，则用是药；无是证，则不用是药，加药或减药，都以临床见证的变化而变化，绝不能想当然地随意加减。故恶风、汗出、脉浮用桂枝汤，如汗出多，恶寒关节痛者，必加附子，名桂枝加附子汤。如发汗后，身疼痛，脉沉迟者，又必加人参，名新加汤。如无汗而小便不利者，则要去桂枝，加白术、茯苓，这就是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汤。茯苓桂枝白术甘草汤主治心下悸，茯苓桂枝五味甘草汤则为咳逆上气。大剂量药与小剂量药的主治也不相同，同样是桂枝汤的组成，但桂枝加桂汤的桂枝5两，其主治为气从少腹上冲心者；桂枝汤倍芍药主治腹中急痛，方名也改为桂枝加芍药汤；再加饴糖，又名小建中汤。又虽用过某药，但其证未去，则仍可使用某药，如《伤寒论》“柴胡汤证具，而以他药下之，柴胡证仍在者，复与柴胡汤……”（149）、“太阳病，下之后，其气上冲者，可与桂枝汤……若不上冲者，不得与之”（15）。这种用药法，体现了张仲景用药极为严格的经验性。《伤寒论》、《金匮要略》是研究药证的最佳临床资料。
———《神农本草经》虽然是最古的本草书，其中有许多研究药证极为重要的内容，但毕竟不是“疾医”所著。全书收载药物365味，与一年天数相应。全书分上、中、下三品，书中“轻身”、“不老”、“延年”、“通神仙”等语比比皆是，掺杂了不少道家黄老之学。全书在如何使用这些药物方面，论述略而不详。而《伤寒论》、《金匮要略》在记载病情上忠于临床事实，表述客观具体，完全是临床家的书，通过适当的研究，完全可以从中理清张仲景用药的规律，破译出一本《中医经典临床药物学》。
———张仲景药证的研究主要采用比较归纳的方法，通过同中求异、异中求同，互文参照，来分析仲景用药的规律。以下的原则可以参照。最大量原则：《伤寒论》、《金匮要略》中同一剂型中的最大用量方，其指征可视为该药药证。例如仲景汤方中，桂枝加桂汤中桂枝5两，为《伤寒论》中桂枝最大量方，主治气从少腹上冲心者。原文“烧针令其汗，针处被寒，核起而赤者，必发奔豚。气从少腹上冲心者，灸其核上各一壮，与桂枝加桂汤”。则其气从少腹上冲心是桂枝证的主要内容。最简方原则：配伍最简单的处方，其指征可视为该药药证。如桂枝甘草汤（2味）主治“发汗过多，其人叉手自冒心，心下悸，欲得按者”。则心下悸，欲得按为桂枝证的主要内容。此外，桔梗汤证对桔梗证的研究，四逆汤证对附子证的研究，都具有特别的意义。量证变化原则：即症状随药量变化而变化者，该症状可视为该药药证。如黄芪最大量方（5两）的黄芪芍药桂枝苦酒汤主治“黄汗之为病，身体肿，发热汗出而渴，状如风水，汗沾衣，色正黄如柏汁，脉自沉”（十四）。其证之一是水肿，且是全身性的，因风水为“一身悉肿”。其证之二为汗出，汗出能沾衣，可见其汗出的量较多。桂枝加黄芪汤（2两）主治“身重汗出已，辄轻者，久久必身瞤瞤，即胸中痛，又从腰以上必汗出，下无汗，腰髋弛痛，如有物在皮中状，剧者不能食，身疼痛，烦躁，小便不利，此为黄汗”（十四），“诸病黄家，但利其小便，假令脉浮，当以汗解之，宜桂枝加黄芪汤主之”（十五）。原文提示，患者腰以下无汗出，再加此证的治法当以汗解，其出汗的程度是较轻的，所以黄芪仅用2两。根据以上两方证的比较可以发现，黄芪用于治疗自汗，汗出的程度越重用量越大。又如葛根，葛根黄芩黄连汤为葛根的最大量方，用8两，主治“太阳病，桂枝证，医反下之，利遂不止，脉促者，表未解也；喘而汗出者”（34）。利遂不止，指泄泻不止。葛根汤类方中用于下利的有葛根汤。原文为“太阳与阳明合病者，必自下利”，自下利，为未经攻下而大便自然溏薄者，其程度要比葛根黄芩黄连汤证的“利遂不止”为轻，故用量仅为4两。可见葛根用于下利，下利的程度越重，其用量也越大。味证变化原则：即药物的增减变化带来应用指征的变化，则随之增减的指征可视为该药药证。如《伤寒论》理中汤条下有“若脐上筑者，肾气动也，去术加桂四两”。四逆散条下有“悸者加桂枝五分”。《金匮要略》防己黄芪汤条下有“气上冲者加桂枝三分”。可见脐上筑、悸、气上冲，均为桂枝主治。《伤寒论》中有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汤，原文为：“服桂枝汤，或下之，仍头项强痛，翕翕发热，无汗，心下满微痛，小便不利者，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汤主之”。可见无冲逆证，也无自汗证。频率原则：应用统计方法，凡频率越高，其属于该药药证的可能性越大。如柴胡类方中，凡大剂量柴胡与黄芩同用，其指征都有往来寒热，并有呕而胸胁苦满。如除去黄芩证，则柴胡证自明。———仲景药证是比较成熟的药证，需要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去搞清其所以然，这样可以发现一些现代医学尚未发现的病症，也可揭示出人体生理病理上的某些规律，还可使药证的识别趋于客观化，并使药物的临床应用范围更清晰。通过现代研究，有的药物可能成为治疗现代某种疾病的特效药，有的则可能成为改善体质的新型药物，而有的可能还一下弄不清楚，还必须按照传统的药证用下去，这都是可能的。要完全揭开药证的实质，恐怕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所以，传统的药证需要继承，特别是仲景药证更应继承好，传下去。
四、关于本书的宗旨
———《伤寒论》114方，有名有药者113方，91味药，其中使用了1方次的有36药，2方次以上的有55药。《金匮要略》205方，有名有药者199方，156味药中，使用了1方次的有62药，2方次以上的有94药。本书选择临床常用且仲景叙述药证比较明确的药物50味，分原文考证、仲景方根、药证发挥、常用配方四部分重点论述药物主治。虽说仅50味，但每味药均为常用药，只要掌握好每药的主治和常用配伍，则在临床自能演化出无数新方。
———“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宋·苏轼）。由于《伤寒论》、《金匮要略》是临床实践的真实记录，故历代医家都主张对仲景书要反复研读，特别在临床上认真研究，能不断取得新的认识。陈修园说他读仲景书“常读常新”，就是这个意思。本书中的药证发挥，为著者的研究心得，其中肯定有不当之处，随着研究的深入，临床经验的增加，必然要有改进，这点必须说明。
———规范化是一门学科发展的必要条件，药证的研究就是试图建立中医临床用药的规范。这项研究工作，历史上中日两国的医家已经有了令人起敬的成绩。清代伤寒家的崛起，近代经方家的出现，日本古方派的实践，都是为了建立一种理论与临床的规范，促使医学的健康发展。代表者是清代医家邹澍的《本经疏证》和日本的古方派大家吉益东洞的《药征》。本人的工作，是在他们的基础上进行的。当前，中医学庸俗化的趋向比较突出，青年中医往往在不切实际的一些理论中纠缠不清，辨证论治成为一种踏虚蹈空式的游戏，而临床疗效的不明确，又极大地挫伤了他们研究中医药的热情。究其原因，主要应归结为《伤寒论》、《金匮要略》的功底不深，特别是对仲景药证缺乏研究。如此以往，中医学的实用价值必将大大降低。另外，许多中医的实验研究，选择的“证”大多是含糊模棱的，往往缺乏特异性的方药相对应，而表现在实验动物身上的“证”更是缺乏必要的可信度，其研究结果不能让人十分信服，这也影响了中医现代化的进程。有慨于此，而作此书。希望通过本人的工作，唤起大家对古典中医学的重视。继往才能开来，根深才能叶茂，中医学的发展离不开对古代优秀遗产的继承，因为这里有中医学的根。
1996年7月于南京中医药大学2003年9月修改 黄煌
几点说明
1﹒全书介绍了张仲景50味药的药证。每药下面一般从原文考证、仲景方根、药证发挥、常用配方、文献摘录等方面展开，没有相应内容的则未列标题。
2﹒原文考证项，为根据《伤寒论》、《金匮要略》原文，归纳分析仲景运用该药的主治（药证）。其主治尽可能采用仲景原有的术语。每味药物的主治，均为传统内服剂型的主治，至于外用剂型的主治则另需研究，本书没有涉及。
3﹒仲景方根项，为仲景运用该药配方的基本规律。依据的亦为《伤寒论》、《金匮要略》原文，并附有组成含该药的经方一览表。
4﹒药证发挥项，为结合临床对仲景药证进行的阐述和解释。为了临床应用和记忆，著者将一些比较客观的用药指征，直接冠以某某舌、某某脉、某某腹、某某体质的名称，诸如“桂枝舌”、“大黄舌”、“附子脉”、“黄芪肚”、“柴胡体质”等。这种提法，参照了《伤寒论》、《金匮要略》中“桂枝证”“柴胡证”“病形像桂枝”等说法。这本是一种略称，并非中医固有术语。
5﹒常用配方项，为方剂组成中含有该药的临床常用的经典方，其中绝大部分是《伤寒论》、《金匮要略》中的方剂。常用经方的剂量，按照目前高等中医药院校教材通行的1两折今约1钱，而1钱折为3克的标准进行折算，药物之间的比例基本上遵循仲景原意。少数经方折算以后用量与现代临床相差较大时，或无剂量可换算时，则代以本人临床常用量。本书末附有“经方药物的古今用量折算”，可供参考。剂量的问题一直被称为中医的“不传之秘”，很难说清楚，其中有医家个人的独特经验和地域性的运用习惯，目前尚不能作硬性的规定。不过，本人提倡要以尊重经方的内部结构为原则，药物的配伍比例需要重视。常用配方中也有少数后世常用方，这些方久经临床检验，疗效肯定，已经与经典方同类。应当说明，本书非方剂全书，后世尚有许多名方不能一一收录。剂型、煎服法是经方取效的关键所在，读者可参照经典用法，并在实践中认真研究。常用配方中药物剂量为本人的常用成人一日量，应用的指征及其病种均为本人的临床经验，挂一漏万，仅供参考。另外，为便于查阅，书后附有“常用配方索引”。
6﹒文献摘录项，主要辑录了邹澍的《本经疏证》、日本古方派代表人物吉益东洞的《药征》和吉益东洞门人村井杶《药征续编》中有关药证的文献。
7﹒为节省篇幅，正文中所引《伤寒论》、《金匮要略》方剂的组成、剂量、煎服法等均未注明，请查阅书后附录一的“《伤寒论》《金匮要略》方剂总览”。
8﹒本书引用的《伤寒论》原文，以明代赵开美复刻的宋本《伤寒论》为蓝本（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出版），每条后注以阿拉伯数字表示该条文序号；本书引用的《金匮要略》原文（人民卫生出版社1963年出版），每条后注以中文数字表明所出篇序。
9﹒传统中药学对药物的功效有独到的解释，现代中药药理研究也有丰厚的成果，这些都是研究药证的极为重要的资料，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查考这方面的教材和专著，必将加深对张仲景药证的理解。
10﹒书中栝楼，即瓜蒌，也有称栝蒌的，现在处方名用瓜蒌。《伤寒论》中用“栝楼”，《金匮要略》用“栝蒌”，本书统用为“栝楼”。
11﹒根据出版社的要求，引用文献中的繁体字径改为简体字（如：《药徴》改为《药征》），异体字径改为正字（如： 改为谵），并恢复避讳前的实际用字（如：圆恢复为丸）。12﹒非引文的地方径用现代规范药名，如麦冬、旋覆花、白蔹、赭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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